作者：盛松成 沈新凤

3月3日和3月15日，美联储两次在原定议息会议前紧急降息，现在联邦基金目标利率已降至0-0.25%，重回“零利率”时代。同时，美联储还推出7000亿美元量化宽松计划，并将数千家银行的存款准备金率降至0。美国乃至全球金融市场巨震，各国纷纷掀起降息潮。一时间，对未来不确定性和新一轮危机的担忧弥漫市场，其中也不乏对美联储政策的批评和对中国央行是否会跟随的猜测。

我们认为，尽管美联储此轮货币宽松行动在预期管理上存在失误，但行动本身有其自身逻辑。3月2日至3月16日，美国道琼斯工业指数跌幅超过20%，经历数次熔断，其他多国股市也大幅下跌，COMEX黄金下跌3.33%。3月18日，美元指数升破100大关，为2017年4月以来首次。疫情冲击愈演愈烈，对经济的伤害很大，美股估值原本也已处于高位，最近资产价格的暴跌根本上还是由经济和金融形势决定的，呈现典型的流动性踩踏，因而美联储的行动宜早不宜迟。

从美联储推出的一系列政策措施看，核心在于给予信贷可用性，防止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衰退，与我国在疫情爆发初期所采取的企业纾困和流动性支持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可谓异曲同工。只是两国的制度和经济金融运行情况差别很大。现在我国已经率先成功控制了疫情，应更多关注复工复产；而美国现在面临的情况还要复杂些，疫情与经济、金融相互作用，可能使之陷入螺旋式下跌的循环之中，美国资本市场的调整更为激烈，货币政策也因此更为激进。降息和量化宽松未必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但可以避免流动性恐慌，防止经济陷入大萧条，这是美联储从大萧条及次贷危机得到的最大教训和最宝贵经验之一。

美联储行动的逻辑：防止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衰退

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美股下跌并非始于美联储3月降息。三大股指第一次跳空下跌是2月24日，而新冠肺炎疫情是造成下跌的直接原因。

疫情对美国经济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第三产业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超过80%，而第三产业（尤其是文娱体育和旅游等消费在美国经济中的占比相当大）恰恰是受疫情冲击最严重的领域。疫情在全球范围内呈加速蔓延的态势，对贸易和生产带来冲击也不可小觑。

疫情给企业生存带来的压力最值得关注。如果企业出现较大面积倒闭，经济和就业形势都会显著恶化，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人们有了生活来源，才有底气消费。就业稳，市场才能稳，扩大消费、促进投资才有基础，经济恢复才可期。在这样的情况下，央行为维持充分就业和经济稳定，为企业和金融市场给予流动性支持，从而防范疫情对经济从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衰退，是无可替代的职责所在。

正如我国银保监会在疫情爆发的第一时间要求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以及有开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得盲目抽贷、断贷、压贷。而人民银行2月3日召开了1.2万亿元公开市场逆回购操作投放资金，并将中标利率较此前下调10BP，量价工具齐用，有效缓解了市场恐慌，A股市场虽然跳空下跌，但很快企稳，并迎来一轮上涨。

美国现在面临的情况比中国还要复杂些，经济与金融相互冲击的负反馈循环很难打破。

一是疫情冲击恰逢美股估值的顶峰，因此美股下跌除了反映疫情影响，也加速了长期以来累积的资产价格泡沫的出清。不少美国上市公司顺利获得融资回购公司股票。随着市场风险偏好下降和流动性趋紧，信用溢价提高，企业回购股票的资金成本上升。疫情冲击和油价大幅波动成为压垮美股的最后一根稻草。

二是美股是美国居民财富的重要载体。根据美联储2016年的消费者金融调查数据，美国居民采用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以及自持股票资产等多种方式配置的股票资产占美国居民全部金融资产的50%以上。一旦美股出现系统性恐慌踩踏、抛售，居民财富将急剧缩水，进而降低居民的消费能力。这进一步增加了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衰退的风险。

美国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关联非常强，金融冲击会反向再冲击居民和企业，形成螺旋反应。因此，美联储的扩张行动可以很大程度减轻经济与金融相互冲击的负反馈循环。

历史证明了避免流动性恐慌的重要性

降息和量化宽松未必能完全解决经济衰退，但可以避免流动性恐慌，防止经济陷入大萧条，这是美联储从大萧条及次贷危机得到的最大教训和最宝贵经验之一。

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历了“柯立芝繁荣”（1923-1928），但到大萧条前货币政策进入紧缩期，美联储严控信贷资金流入股市。再贴现率从1928年1月的3.5%上行至1929年8月的6%，高等级公司债券收益率从1928年2月的4.04%上涨到1929年9月的4.59%。流动性紧缩导致股票市场在1929年10月崩盘，大量银行、企业、农场破产，导致经济危机。由于股市及实体经济的融资需求下降，高等级公司债券收益率在1931年5月回落到了3.99%，但随着美联储再次提高利率而攀升至1932年6月的4.83%，经济持续萧条。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指出，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理论认知存在问题，“清算主义”流行，主张顺利获得将1920年代过快开展的经济、信贷、股市、房市和农业优胜劣汰，使其回复到“合理”的健康状态，因此货币政策要顺利获得利率紧缩加速所谓的“市场出清”，致使经济崩溃。直到1933年罗斯福上台，顺利获得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消弭金融恐慌，顺利获得信贷与财政扩张令经济走出泥沼。

2008年金融危机再次印证了流动性的重要性。次贷危机的起点始于2007年，美国大批次级抵押贷款公司申请破产或停业，此后多家投行相继爆出巨亏。但从2007年10月道琼斯指数见顶到2008年9月雷曼破产前，股市只是缓慢下跌，大约用了1年时间跌去3000点，主要是因为美联储顺利获得货币宽松托底，同期累计7次降息325BP，并不断向市场注入流动性。例如，贝尔斯登因流动性不足和资产损失被收购时，摩根大通自筹10亿美元、纽约联储给予贷款290亿美元。因此尽管此时市场对经济展望非常悲观，但并不十分恐慌。而2008年9月美联储为惩罚雷曼加大力度做多衍生品的冒险行为而拒绝救助、导致后者破产后，市场对于“资金便宜但可能拿不到”的恐慌全面爆发，道琼斯指数在1个月内就跌去了3000点，经济持续承压。这迫使美联储在四季度3次降息125BP并推出量化宽松，新上任的奥巴马政府出台了总额近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道琼斯指数到3月份才彻底见底。市场自动出清理论有效的前提，是参与者必须是经济人、理性人。如果发生银行挤兑、证券抛售狂潮等全面金融恐慌，显然意味着市场出清理论的前提不再创建，需要外部干预。

经济问题仍需经济手段，美联储的失误在与市场沟通不够

有观点认为，货币政策宽松不能阻隔病毒的传播，因而美联储降息、扩表并不解决根本问题。但事实上，与中国不同，美国尚未采取生产和消费大面积暂停的措施来防控疫情。美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使其很难做到大面积经济停摆。但随着国际疫情形势日益严峻，美国已经在3月13日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这赋予了总统“管制私人企业运营”的权限。理论上总统或政府可以要求企业停工，但迄今美国并未采取此措施。其他不少西方国家都面临着美国类似的情况。

不仅美国，欧洲央行也刚刚宣布7500亿欧元针对新冠疫情的资产购买计划，将覆盖私营和公共领域的证券，包括现存资产购买计划下的所有种类资产，并将合格资产扩大至非银行商业票据。购买计划将持续至疫情结束，至少要到2020年底。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18日在渥太华宣布，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加拿大政府将投入820亿加元（约合560亿美元）保障民生和维护经济稳定。根据这一方案，270亿加元将直接帮助受疫情影响的加拿大工人和企业；550亿加元用于个人和中小企业延迟缴税，目的是帮助其渡过现金短缺难关，减少疫情对加拿大经济的冲击。

经济和金融的问题还需要相应的经济、金融手段来应对。美国经济客观上确实需要货币政策支持。考虑到政策传导到经济存在时滞，美联储行动宜早不宜迟，所以现在断言美联储政策的正确与否还为时尚早。

我们梳理1989年到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所有降息周期数据发现，美国降息起点到PMI指数陆续在回到枯荣线之上平均需13-14个月的时间，短则半年，长则两年之久。美联储本轮的降息起点其实应该追溯到2019年8月，是继2018年最后一次加息后的首次重新启动降息，同月美国PMI指数落入枯荣线下方。去年10月底后，美联储就按下降息暂停键进入观望。2020年1月PMI指数回升至50.9，但是2月就下降至50.1。可以预见，受疫情冲击，3月PMI指数落回枯荣线下方几乎是确定的。因而3月美联储再次迅速行动本身合乎情理。

但本轮行动上美联储对市场的预期管理不够充分，两次行动之后都没有向市场传递出有效信息，尤其是没有对下一步行动给出适当的预期。

我们认为，央行可以多说少做，事半功倍，这也是多年来美联储保持的优良传统。鲍威尔在对市场预期管理或者窗口指导上还有所欠缺，传递信息不充分，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市场的短期恐慌。长期看，美联储行动本身如果正确，市场仍会回归理性解读，但也应尽量避免市场短期误解和恐慌。

第一时间，如果说在特殊时期提前降息可以理解，毕竟历史上美联储在2008年、2001年等均有先例，但3月15日再次提前降息，超出市场预期，表明这期间美联储缺乏与市场的有效沟通。

其次，两次降息之后鲍威尔讲话没有传递出稳定市场信心的有效信息。3月3日讲话中，鲍威尔表示应对疫情措施将以降息而非增加资产购买或量化宽松的形式进行，这使得市场认为后续美联储不准备使用足够多的工具应对后续疫情冲击。实际上，3月15日美联储就推出了量化宽松。其后，鲍威尔表示不会扩大资产购买标的物的范围。但3月18日，美联储根据紧急授权制定了名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流动性便利”的计划，效仿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的类似做法，为货币市场共同基金给予支持，扩大了其交易对手范围。

美联储仍然有进一步应对危机的工具

现在美国已经降息接近零利率，但很难走向负利率，美联储价格工具的使用空间的确缩窄了，而数量工具仍然有较大的空间。美联储在7000亿量化宽松后，资产负债表可以达到5万亿美元，占美国GDP也仅约23%，同时考虑到美国核心PCE同比增速仅1.6%，疫情冲击叠加油价下跌后通胀将进一步走低，理论上美联储扩表仍然有空间。

值得注意的是，美联储此次还取消了贴现窗口的罚息，这增加了现有扩表行动的弹性。顺利获得贴现窗口，美联储可以为银行给予紧急流动性支持，如果银行愿意顺利获得贴现窗口向美联储借钱，那么美联储扩表的规模可能不止7000亿美元。美联储此次降低贴现窗口利率（即取消贴现窗口罚息），是为分析决银行不愿意使用贴现窗口的问题，确保信贷的可用性。

美联储还可以使用定期拍卖便利工具（Term Auction Facility），即期限比隔夜贷款更长的窗口贴现贷款（例如一个月或以上），增加银行使用贴现窗口融资的意愿。此外，美联储可以在美国财政部和国会的支持下，重启定期资产抵押贷款工具（Term Asset-backed Lending Facility），而信用卡贷款、就学贷款、汽车贷款、商业抵押贷款和中小企业管理局担保的贷款都在资产担保的范围内。

更重要的是，美联储完全可以创新扩展其交易对手，针对疫情产生的影响对症下药。3月17日，美联储宣布恢复商业票据融资机制，相当于可以更直接向实体经济给予流动性，同时启动一级交易商信贷安排（美联储于2008年设立的“一级交易商信贷机制”，Primary Dealer Credit Facility，允许如大型投行等证券交易商可以像商业银行那样向美联储借款，担保品的范围也更广），扩大合格抵押品范围，为企业和家庭给予信贷便利。

如果参考其他大部分央行已经使用的工具，美联储也可以在充分考量信贷风险最小化的前提下，请求国会授权购买一定数量的投资级公司债。我们认为，现在美国面临的挑战主要是由突如其来的疫情冲击导致的，此前，美国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出现严重恶化，因此这一措施的风险不及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的有毒资产购买。当然，美联储也不应一下子用尽储备工具，应相机决策。

中国央行会跟随吗？

美联储实行大幅宽松后，多个国家跟随大幅调降政策利率，也引发了市场对中国央行下一步行动的诸多猜测。国外货币宽松行动更多是应对疫情冲击，这正是疫情爆发初期我国央行所采取的措施。而随着中国率先将国内疫情基本控制住，且近期主要的新增病例集中在境外输入，均得到集中隔离，大幅扩散的概率较低，中国现阶段面临的问题和其他国家已经不同。中国央行并未跟随，符合情理。

中国经济当务之急是防控疫情同时尽快全面复工复产。现在我国央行的政策措施较为清晰，即重点支持疫情防控、全面促进经济开展、定向纾困中小企业等。人民银行已经采用多种工具向市场注入流动性，降低融资成本。前期央行已下发5000亿元再贷款再贴现额度、政策性银行增加3500亿元专项贷款额度，3月16日，央行实施定向降准，有针对性地进行货币调控，尤其关注对中小企业的支持。

现在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市场利率也不断下降。截至3月18日，DR001报0.9548%，DR007报1.6763%，分别较节后首个交易日下降153BP、92BP。2月1年期和5年期LPR报价分别较去年底下降10BP、5BP，预计未来还将下降。

综上，美联储此轮宽松行动和中国央行以我为主的货币政策均有其内在合理逻辑，不同的方式源于疫情防控形势、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以及国情不同。中国现在的政策措施是建立在经济运行实际情况基础上的，是正确的。从美联储采取的一系列措施来看，基本是围绕着信贷可用性，防止短期冲击演变为长期衰退，同样目标明确。

（盛松成系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沈新凤为东北证券首席宏观分析师。本文仅反映作者观点，不代表所供职组织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