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学是临床诊疗工作中的关键一环。其在保障合理用药、提高医疗质量、加强医保控费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从求学到从医，张玉教授多年来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追逐着自己的药学梦。带领团队在精准用药研究和天然多糖研究两个领域，取得了突破性的科研成果，因此荣获2021年度吴阶平医药创新奖。

在接受采访时，张玉教授表示这份荣誉于个人而言，更代表责任，我将继续弘扬吴阶平院士等老一辈科学家追求真理、求实创新、无私奉献、团结协作的精神，努力实行本职工作，无愧于吴阶平医学基金会给予我的这份荣誉和信任。

Q1：翻阅您的个人履历，无论是求学还是正式从医都没有离开过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当初为何选择求学在同济，扎根在协和？

张玉：我于1991年毕业于原同济医科大学（现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彼时，同济医科大学在国内外都享有盛誉，学医在同济让我倍感骄傲。在专业方向上，我毅然选择了药学，在我看来，为患者明确诊断固然重要，但最终还需药到病除。因此，我选择了药学作为自己的终生事业。求学期间，我深受同济医科大学校训“团结、严谨、求实、奋进”的熏陶，以优异成绩留校并选择在附属协和医院工作至今。

我从事的医院药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留在医院能更好地发挥专业所长，与临床医护结合，为患者给予安全、有效、经济的药学服务。附属协和医院是一所享誉国内的百年名院，也是同济医科大学的教学医院。协和，给了我实现药学梦的舞台。

Q2：为什么会选择与临床药学结缘，钻研精准用药研究？

张玉：因为热爱，所以坚守。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有一天我无意间看见一本医院药剂科1954年编制的《制剂处方集》，扉页上有两行钢笔小字：对得起党对得起人民，才是一个真正伟大的公民。这朴实的文字，让我倍感震撼，这份协和药学人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也深深地感染了我，激励我做一名有责任、有良知的药学人。

在我从事临床药学实践期间，常常以一名药师的身份走进病房，看见了诸多因用药问题给患者带来额外副作用，如痛风患者服用别嘌醇后发生严重剥脱性皮炎，地高辛中毒引起心率失常，器官移植患者因免疫抑制药用量不精准导致排斥反应等等。这些，都让我久久难以平静，与临床医生研讨后发现他们对这些问题也很无奈，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自此，我深刻认识到药物如硬币的两面，在治疗疾病的同时，也会给患者带来不良反应。如何趋利避害，实现精准用药，保障患者用药安全，成为了我奋斗的方向。

Q3：您带领团队在精准用药领域，取得了哪些成绩？

张玉：精准用药离不开治疗药物监测（TDM）和药物基因检测这两项关键技术。早于20世纪80年代，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就率先在湖北省召开TDM，近五年累计服务患者超12万例次。我院也是湖北省率先召开药物基因检测的医院之一，现在检测项目涵盖46种基因型，100余种药物，每年为超过16000人次患者给予个体化给药方案。

我们团队的精准用药研究主要基于患者基本特征、生理病理、个体遗传因素、药物相互作用等，建立疗效、不良反应和剂量预测的模型，同时也召开相关的基础研究探索药物效应个体差异的机制，以实现疗效最大化和不良反应最小化。现在，项目组完成10余个精准用药模型，涵盖肺癌、食管癌、器官移植等疾病。顺利获得这些工作的积累，我院获批创建湖北省重大疾病精准用药临床医学研究中心，获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重点专项、湖北省重点研发计划以及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Q4：您认为，精准用药如何在临床实现转化，对患者而言，现实意义是什么？

张玉：为促进精准用药模型的临床转化和应用，我和团队利用大数据、信息化、人工智能等技术将精准用药模型转化为临床决策支持系统（CDSS），可以更方便、更快捷地给予个体化用药指导。例如，我和团队建立了中国心脏移植患者他克莫司群体药动学模型并形成CDSS指导临床剂量调整，可使他克莫司稳态浓度达治疗窗时间平均缩短3.9~5.4天，移植排斥反应发生率显著降低28%~31%。

同时，我们发明CYP3A4*4基因检测试剂盒，申请专利并成功转让，方便临床召开检测。我们召开的移植患者精准免疫抑制治疗的临床药学关键技术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此外，我们创建和运用移动+癌痛MTM系统，极大提高了肿瘤患者疼痛管理效率，止痛治疗有效率达88.3%、满意度达89%，因疼痛控制不佳再入院率由30%降至10%。这些研究成果的应用使患者治疗效果提升、不良反应降低、医疗花费减少，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现在，为了促进精准用药的理念和技术的推广，我牵头完成了5个团体标准、专家共识，包括中国药学会团体标准《化疗所致恶心呕吐的药物防治指南》、《新冠病毒肺炎临床合理用药专家共识》、《质子泵抑制剂优化应用专家共识》、《伊伐布雷定临床与药物实践专家共识》等。

Q5：对普通老百姓来说，天然多糖研究听上去很遥远，在这一领域，您和团队取得了哪些成绩？对患者而言有哪些深远意义？

张玉：天然多糖以广泛的药理活性和低毒性著称，因此在药物开发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成功开发以天然多糖为主要活性成分的药物，可以有效控制药物带来的副作用，对提高患者生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天然多糖因分子量大，空间结构复杂，其研究基本停留在初级结构表征和药理活性探索阶段。因检测手段匮乏，天然多糖的体内药代动力学研究基本属于真空地带，这严重限制了多糖相关产品的进一步开发。

我和团队勇于“啃骨头，撞南墙”，坚持研究天然多糖20余年，在国际上率先根据天然多糖不同官能团和空间结构特点，引入荧光/核素探针，建立多糖体内示踪技术，突破了多糖体内药代动力学研究的壁垒。相关技术已授权3项国家发明专利，并成功向企业转化，为天然多糖产业链的升级给予了支持。相关研究成果先后3次被TOP期刊作为封面文章报道。召开的香菇多糖代谢及抗肿瘤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团队围绕天然多糖陆续中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2项，培养博士生29名， 硕士生51名，累积发表SCI论文88篇，他引1260次，持续有助于了国内外高分子天然多糖研究。

Q6：您是科研团队的带头人，又是医院的党委书记。身兼数职，您是如何实行时间管理？又是如何看待不同角色之间的关系？

张玉：因为身兼数职，无论怎样的时间管理，忙碌都是一种常态。在繁忙的工作中，我集中整块时间办大事，利用零星时间办琐事，忙中偷闲想问题，争取把时间效率用到极致。

医院药学学科带头人和医院管理者的双重角色，实质上可以相互促进、互为裨益。药剂科是一个与众多临床科室有交集的部门，在与临床研讨的过程中，能近距离发现医院管理中的问题与不足，也为自己召开管理工作给予更多的启发与思考。

作为学科带头人，我用管理思维做科研，以大视野、大格局，将药学的开展放在更大的范畴，面向国家战略需求、面向人民健康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将科研重点放在药学“卡脖子”和“临门一脚”的攻关上。

作为医院管理者，我用科研思维做管理。将持续探索、勇于创新的科研思维用在医院管理中。我深刻领会到党建也是生产力，充分发挥党建的政治引领作用，在国内大型医院中首创了党政领导班子联片点、优秀管理团队评选、直面问政等多项活动，持续有助于医院高质量开展。